道纪 第五章 孔子思想的宇宙观 中

（接上文）

绝对标准或价值－忠信

现在，我们来看“忠”和“信”。前面说过“忠”和“信”是人的内部特性，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一个人是否忠诚和守信。我们无法一见面就能对所见到的人给出忠或信的评价，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个人的言语来判断他是否忠信。因此“忠”和“信”是一个测量值，它们是通过对人进行一段时间的测量而得到的，它们不是人们的外部环境。在绝对光速宇宙观中的光速是绝对恒定的，而光速就是个测量值。与此相类似，在人文思想中，如果这个思想符合绝对光速宇宙观，就应该有类似于光速的测量值是恒定的，是不会因人而变的。在孔子思想中的诸多概念中，“忠”和“信”属于测量值。那么它们是不是恒定的呢？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呢？会不会象“礼”一样，因人而异呢？
《论语》开篇就着重地提到忠信。如第一章中，

“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稳重就不威严，学到的东西也不牢固。君子要以忠信为本，不结交那样不忠信的朋友，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”。可见，忠信是君子的根本，这个根本不依据人的社会地位不同、财富水平不同、知识层次不同而有所改变，忠信是对人的基本要求。同样在第一章还有这样一段：

“曾子曰：吾日三省乎吾身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曾子说：“我每天反省自己有三件事。为人做事是不是忠心了，与朋友交往是不是守信用了，传到我手里的人生大道，各种技艺是不是付诸实践了”。这里的反省不是要求你每天必需做这三件事，而是每天都想着这三个事。这三件事都是人生的大事，忠和信是为人的根本，而“传不习乎”则是关乎人生之道的传递，属于“孝”的一部分。另外，从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到忠和信的确切含义。《论语》中的概念跨越了两千多年，有些已经背离了原意，像前面我们遇到的“孝”。而忠和信由于表达起来并不复杂，因此两千多年来它们的含义变化不大。特别是“信”，基本保持了原意，就是守信。而“忠”则略有变化，我们现在理解的“忠”有更多的“忠君”的含义。但是《论语》里的“忠”应该是上面曾子的那句话中的“为人做事是不是忠心了”，是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的“忠”。
如果非要从忠和信中选一个作为人的最基本标准的话，那么选择“信”。《论语》第二章中说的明白：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倪，小车无杌，其何以行之哉”

孔子说：“人要是没有信，不知道该怎样活；就如同车没有轴，不知道它如何行驶。”通过比喻，孔子告诉了我们信对于人的重要性。
《论语》第十二章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
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
子贡向孔子问如何为政，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、军队和信任就可以了。这里的信任包括人民对政府的信任、政府对人民的信任、人民之间的信任，总之是人与人的信任。子贡再问：如果这三个不能同时保留，去掉哪一个呢？孔子说去掉军队。子贡再问：如果剩下的两个不能同时保留，去掉哪一个呢？孔子说去掉粮食，人总会死，但是人无信就无法立足。
《论语》第十三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
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胫胫然小人哉，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

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“士”。孔子说要行为有耻，出使四方，不辱使命。子贡又问比这种次一等的人，孔子认为次一等的人也要宗族认为他孝，而邻里认为他悌。子贡再问更次一等的人如何，孔子说最差也要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尽管这样的人的外表、举止可能粗俗像个小人，但也可以算做次一等的了。子贡没有继续问更次一等的，因为孔子已经表明了他的意思，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，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那就是“斗屑之人”，不值一提了。
做为人的测量值的“忠信”与绝对光速宇宙观中的光速类似，忠信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世价值或绝对标准。没有忠信的人，无论他地位多高、贡献多大，都不能被称为好人，也就是君子。忠信也不依赖于人的地位、种族、阶层而变化，忠信可以被测量并恒定不变。因此，孔子思想具备绝对光速宇宙观中的第四层人文含义。

做人的具体方法－仁义

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在《论语》中找到了所有绝对光速宇宙观的要素，已经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的思想是符合绝对光速宇宙观的。但是还有两个《论语》中的重要概念没有涉及，那就是“仁”和“义”。
先来看一下“义”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经常会遇到“义”，比如，说某某人讲义气，比如说某某人仗义直言等等。但是我们很少仔细想一想这中间的“义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义气，什么叫仗义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诸如“义卖”、“义演”、“义赛”等活动，似乎不要钱而举办的活动，或者说的正规一点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就可以被称为“义”，好象有利益存在的就是不义的。这种将“义”与“利”对立起来的概念似乎也是起源于《论语》，第四章中，“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但是在这里，孔子只是说君子和小人在做事情时的出发点不同，而孔子并没有说非义即利。那么什么才是义呢？《新华词典》上的解释是准确的：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。简单地说“义”就是正确的。首先要有个标准，与标准相比较是正确的就称为“义”，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什么是正义的。《论语》第五章中：

子谓子产：“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

孔子对子产说：“君子之道有四。自己的行为要恭谨，对上级要敬重，如果有机会领导人民要用恩惠，如果有机会使用人民要使用得正确”。在这里，“义”就是”正确的”这个含义表现得很充分。现在我们知道了“义”的含义，义不是人的外部环境，义也不是测量值，义是一个判断结果。它就像逻辑学中的肯定判断，它是在与标准的、基本的真理相比较而得出的肯定判断。可见“义”是一个衍生概念，它依赖于标准而存在。没有标准就无从谈正确与否，就无从谈义。《论语》第一章中有子说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”。信是正确的，因为诺言可以被验证。相比于义，信是测量值，可以被验证，也就可以用来作标准。由于“义”是个衍生概念，它是基于前面所讲到的“孝”、“忠”、“信”、“礼乐”这些概念的，因此也就不会与这些概念发生冲突。
还有一个概念，就是“仁”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多年以来，对仁的解释五花八门。《辞海》里说：仁是一种涵盖极广的道德范畴。《新华词典》里说：它是同情、友爱的思想感情。如果我们将所有对仁的解释拿来比较的话，最后，一定会把自己搞糊涂。我们只是觉得仁是个好东西，比如说某某“不仁不义”的时候，肯定不是好话。可仁又不是简单的好，比如说某某“假仁假义”的时候，我们对仁的认识就彻底给混淆了。其实，《论语》的通篇都在阐述什么是仁，何必舍近求远去通过别人的理解来认识“仁”呢。先来看看《论语》中以下四段对“仁”的描述：
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”（有子说：“为人孝悌而又喜好犯上的人是很少见的。不喜好犯上而喜好作乱的人是没有的。君子追寻事物的根本，根本建立后道会自然产生。孝悌就是仁的根本。”）《论语》第一章。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（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将自己克制在礼的范围内就是仁。一旦大家都将自己克制在礼的范围内，天下就达到仁的状态了。追求仁要由自己做起，不能归咎于他人。”颜渊问：“那具体怎样做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说：“我虽然不算聪明，但可以照着这几句话去做。”）《论语》第十二章。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（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。孔子说：“爱人就是仁）《论语》第十二章。
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”请问之。曰：“恭宽信敏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（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。孔子说：“能将五种美德推行于天下的就算是仁了。”子张问这五种美德都是什么。孔子说：“恭宽信敏惠。恭敬可以不受轻侮，宽容可以赢得人心，守信可以得到人的信任，机敏可以建功，恩惠可以领导众人。”）《论语》第十七章。

通过上面四段我们可以看出“仁”似乎和很多概念有关。第一段中有子的话告诉我们孝悌是仁的根本，可见仁不是一个基本概念，它是基于前面讨论的那些基本概念的。第二段中孔子将认识礼，而自觉的受礼的制约称为仁。通过老子与孔子思想的对比可以得知，孔子思想中的“知礼”就是老子思想中的“知止”。 知礼、知止是人生要得到“不殆”境界所必须的也是正确的方法。第三段和第四段中，仁又与爱、恭宽信敏惠这些美德联系在一起。于是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同“义”一样“仁”也是一个衍生概念。仁里面包括对事物的判断，在这一点上也与义类似。但是仁里面还包含着判断之后的行动，比如第三段中的“爱人”，第四段中的“将五种美德推行于天下”。简单地说，仁就是做正确的事。《论语》第四章中，“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！”（孔子说：“人的过错，各有其原因。审视自己的过错，就知道什么是仁了！“）为什么审视自己的过错就了解仁了呢？过错是人所做的错误的事，了解这些错误的原由，就知道如何做正确的事，也就是知道仁了。
做正确的事对一个人来讲并不难，难的是每一件事都做对。正像毛主席说的：“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”仁就具备这样的特点，做起来容易，坚持难。例如孔子就说：“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，我未见力不足者”（有没有一天之中致力于仁的呢？我还没见过力不够用的）。也就是说做一天正确的事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但是孔子也描述了坚持下去有多难:

子曰：“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

孔子说：“颜渊可以坚持三个月，其余的人也就在一天到一个月之间”。颜渊是孔子赞扬有加的弟子，通过对颜渊坚持仁的描述，孔子量化了“做正确的事”的难度。
由于仁是一个衍生概念，是在对事物进行判断后而加以行动。因此，一个人很难评价另一个人是否“仁”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很难评价另一个人所做的事是否正确。当然，并不是说完全无法评价，只是说很难评价，因此在评价一个人是否符合仁的时候一定要慎重。《论语》第五章中：

孟武伯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。不知其仁也。”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”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”

孟武伯问：“子路仁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为什么呢？孔子说：“子路，千乘那么大的国家，可以让他来管理赋税。至于他是不是仁，我不知道。”孟武伯又问：“冉求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冉求嘛，千户的城镇、百乘的家族，可以让他来管理。至于他是不是仁，我不知道。”孟武伯再问：“公西赤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公西赤嘛，穿上礼服站在大堂，可以让他来接待贵宾。至于他是不是仁，我不知道”。孔子在这里准确地说出了他的弟子们的特点，但孔子没有评价他们是否符合仁。仁不仅仅是基于正确的判断并付诸实施，而且还要坚持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(一旦君子离开了仁，马上就成恶名。君子不能在任何的时候违背仁，无论多么紧迫，无论多么困苦)。要坚持做对每一件事会有多么难，这就是为什么孔子非常慎重地评价他的弟子是否符合仁了。
仁不仅难在坚持。要作正确的事，就必须先判断是否正确，这种判断是有风险的。一个人，由于他所受到的种种局限，对事物的判断难免会出错。而一旦判断出错，则接下来所做的事也会出错。因此，判断力是仁的先决条件，出色的判断力是人的智慧的体现。就算是判断正确了，要付诸实施是需要勇气的。因此，仁要求一个人要智勇双全。孔子说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勇是仁的必备条件，而智慧是有利于仁的。如果一个人立志作君子，又有勇气，只是智慧不够，判断总出问题。这样的人，问题非常大。《论语》第十七章中:

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子曰：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子路问：“君子崇尚勇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具有正确的判断力是更重要的，君子有勇但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就会为乱，而小人有勇但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只会为盗”。因此，在仁的路上，提高判断力、洞察力，提高自身的智慧是至关重要的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。要不停的学习：“学而不厌”；要向所有人学习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、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。孔子说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（十家的村子，必有向我一样忠信的人，但只是他们不像我一样好学罢了）。好学使得孔子可以在众多忠信的人中脱颖而出。孔子和所有的人一样具有人的本性，承载着与道、天、地共通的“大”，而孔子之所以发现了人生的真谛，关键在于好学。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与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（孔子说：“君子要博学于文，约束自己在礼的范围内，就可以不超越界限）。
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到这样的感觉：要做到仁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。因为，它不仅要求一个人有勇气，而且还要求对事物作正确的判断。而作判断是与一些正确的标准作比较的过程，但是谁又能保证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呢？因此，很难将仁通过文字非常肯定地写出来。在众多的概念或是美德中，大部分都具有相对性，都会因时间、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虽然孔子用文字写出了一些，像“爱人”、像“推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”，在这些美德中，也只有“信”具有恒定性，而其它的概念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相对性。比如，我们可以在今天推行宽容，而我们很难在抗日时期推行宽容。正如绝对光速宇宙观所具备的特点，宇宙中有恒定的标准，但是并不多。标准的完全相对就会陷入绝对时间宇宙观中的思辨；绝对标准太多又会陷入绝对空间宇宙观中的信仰。因此，孔子思想在描述仁的过程中采用了动态的、灵活的方式是完全符合老子与霍金所发现的宇宙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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